丰富多彩的学习员的生活——纪念我第一次去瑞典学习并工作50周年

作者简介   

高锋 曾任中国驻瑞典、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1971年初夏，“文化革命”已经五年了。长期的大学关闭，造成外语干部奇缺，驻外机构难以为继。6月，中央决定选派一批青年人，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出国学习，以解燃眉之急。

作为“学习员”，我们四人被派往瑞典王国，去学瑞典文。当时中国没有到北欧，甚至也没有到莫斯科的直达飞机，我们得先飞伊尔库斯克。那架老式螺旋桨飞机，马达声震耳欲聋，弄得我头昏脑胀。在当地民航办事处里，眼看着满桌子从来没见过的美味佳肴，我也没有一点儿胃口。到莫斯科后，使馆宽大的院子和高大的楼房使我大开眼界。来到久已闻名的红场和列宁陵墓，更使我心旷神怡，感觉真正走出了国门。

第三天，我们换乘北欧航空公司的飞机，两个小时后抵达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住进了武官官邸，这座三层楼面向大海，前门上面的半圆型凉台设计非常巧妙，使这个白色建筑显得格外壮观。名曰“武官官邸”，实际上使馆大部分人都住在这里。我们三个男生合住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

9月底，抵达瑞典后在武官官邸凉台上合影。从左向右分别是：谢英飞、高锋、崔建超和袁文进。

想起三个月前我还住在茅草屋里种菜，白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却来到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置身于楼房别墅之中，要学习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瑞典文。原来是青菜米饭没油水，现在是大鱼大肉随便吃，这个变化太大了，也太快了，让人感觉好像在做梦。 

学习员的生活

国庆节招待会上，我们三个男生被派到前台端盘、倒酒，女生在后台刷碗。国庆节后，我们被领到瑞典工人教育协会所在地ABF大厦，参加了当地为移民办的免费的瑞典语培训班。我们白天到ABF上课，放学后到使馆打杂，刷盘子洗碗，打扫卫生，这就是我们的学习员生活。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工勤人员干不过来或者不想干的活就交给我们去干。对我这个刚从农场出来的青年来说，出点力气干点活，倒也不算什么。

困难来自其它方面。首先的是令人讨厌的当地气候。我们9月下旬刚到瑞典时，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但很快就进入了秋天，这是瑞典最糟糕的季节。天空经常是阴沉沉的，三天两头地下雨，后来变成了雨加雪，或者鹅毛大雪。天也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天不亮就出门，天黑后才顶着星星、踏着冰雪回家。雪水浸透了皮鞋，脚冻得生疼。加上学习中的种种困难，使人常常痛苦不堪，但想想在农场的日子，我就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难都不怕了。

站在中国大使馆旁，我在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家。

当时，瑞典福利社会正处于鼎盛时期，需要大批劳动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来瑞典找工作，政府免费为他们提供语言培训，还为他们提供生活补贴。这些移民拿着政府补助，来此学一点日常用语，就出去打工挣钱了。我们几个人却早出晚归、日夜苦读。一天，一个台湾青年跑来问我：“毛泽东和林彪打架了？”说着他摆个拳击的架式，比划了一下。和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使馆女干部对台湾人十分警惕，她看也不看，拉着我就上电梯走了。

林彪事件

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件事要不要向使馆汇报时，就得到开会的通知。进入使馆会议室，我看到大使正在一个小黑板上写字。大家都有些好奇，从来开会就是领导讲话或者念文件，没见过有人在黑板上写字的。大使写完后把黑板转向大家，刚才还有些熙熙攘攘的会议室立刻静了下来，静得可怕。我站起身来，被前面人挡住的两行大字展示在面前：“林彪叛国，死有余辜！”我目瞪口呆，用力揉揉眼睛，再仔细看去，还是那八个字。这时，有人问大使：“是不是搞错了，林副主席怎么会叛国？”大使说：“没有错，这是国内的通知，这种事谁敢乱说？我们正在等着国内新文件。大家要坚信党中央，坚信毛主席！”

回到宿舍，大家都默默不语。我心里上下翻滚，迷惑不解：“过去说林彪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还写入了党章。我的入党志愿书里也写着‘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现在林叛国投敌了，成了天下最大的坏蛋，我该怎么办？”我翻来覆去，心中痛苦，彻夜难眠。

瑞典老师却不管中国发生了什么，对我们仍然十分友好。他们不仅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而且还经常领我们出去参观。在东亚博物馆参观时，老师指着一些带有西方图案的中国瓷盘说，300多年前瑞典不仅从中国购买了上千万件瓷器，而且还让中国按照瑞典图样进行加工。有的图纸在途中受湿，而中方“按照来图把雨痕也烧结进去，这件瓷盘就是一个见证”。

他们还说，当时瑞典东印度公司把木材、木炭和矿石运到西班牙换成白银，再到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发了大财。但这家公司受欧洲经济萧条的打击，早在1813年就破产了，因此，它没有参与后来的鸦片贸易。瑞典王室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古斯塔夫六世国王1926年作为瑞典王储去中国考古。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喜讯，帮助我恢复了民族自信，重新挺直了腰。我由此开始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新进程。

我们的瑞典语启蒙老师胡堪在教授听力课。

第一笔收入

学习半年过后，老师让我们把培训用的瑞英小字典翻译成中文。我请示过领导后对老师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翻译这个字典不要钱。翻译完后，老师说你们不要钱，以后别人就不好要了。我们在同事们帮助下，苦干了两个多月，就挣了6000克朗，相当于我们四个人三年多的工资。这是我们的第一笔外汇收入，我们用它买了录音机、磁带等设备和其它学习用品，大家都很高兴。

第一次当翻译

在瑞典学习8个月之后，我奉命去为来访的中国冰球队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当翻译，领导人讨论日程，安排比赛，20多人的吃饭、睡觉和其他活动，事无巨细全离不开我。

比赛中，一个中国队员的腭骨被飞来的冰球打伤。我送他去医院，大夫检查后说需要手术。陪团来的二秘急忙给使馆打电话进行请示，但没打通。夜里我又打了多次，也没打通。而运动员在国外做手术必须经过使馆审批。这天夜里我急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医院来了个专家，他对我说，不用动手术，只从旁边切个小口，用探针把腭骨固定后缝合就行。听说不用手术，二秘立刻同意了医院安排。这时，我才感受到翻译的重要性和做翻译的乐趣，才下定决心要当翻译，而且要当个好翻译。

期间，有个地方记者缠着我，非要我用中文写“我们想与瑞典冰球队比赛”。我说：“这有什么用？”他说：“当地人都没见过中文，报纸上登出一句中文来，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心想，这句话没什么错误。如果后面再加上，“以便更好地向他们学习”，就更没问题了。看他确实诚心诚意，我就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一句：“我们希望与瑞典冰球队比赛，以便更好地向他们学习。”

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还真把我写的这句中文发表了，我赶紧跑去报告使馆二秘。这时我才知道，我的错误不仅是没有请示汇报，而且还缺乏常识。原来国际上冰球队分三级，比赛只能与同级之间进行。瑞典冰球队属于甲级队，中国属于丙级队，根本没有资格与瑞典队进行比赛。这件事虽然对外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但给我的教训很大，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注意谨慎多思，不要自以为是。

走进瑞典中学

这时，大家感觉到这种短期培训班流动性太大，不利于我们的长远发展。使馆找不到学校，就让我们自己找。我从电话簿上查到邻近中学的校长，就给他打电话。他很友好，没有问我们的身份，就决定让我们在高中文科二年级插班学习。我们在这个学校里上了半个学期之后，当地政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这些人年龄太大，不适于在普通中学学习，而且他们是外国使馆人员，在瑞典学校学习应该交学费。但校长坚持他有权做出这个决定，坚持说我们想学多久都行。我们佩服这个校长的正直和善良，但也不想日后给他带来麻烦。使馆决定向学校交纳一年学费，先学完一年再说。我们就继续在这个中学学习。

1972年秋作者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展览会中国馆向观众介绍大寨情况。

瑞典学生对中国比较好奇，经常问我们一些问题。有个同学还缠着我，非要学说中文“我爱你”。后来新鲜劲过去了，怎么增加接触就成了问题。我向他们学国际象棋，帮助他们解数学题，想多与学生们接触。有个右翼学生，对中国误解很深，但他喜欢说话，喜欢辩论，我就经常找他聊天，和他讨论或者辩论问题。

开始我有话说不出，想说也说不明白，经过几个月的痛苦磨练，我学会了用瑞典语进行思考，用瑞典语表达思想，最终在反应能力和表达能力上取得了突破。年底瑞典语考试时，老师出了几个题目，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让我们自选题目，自写评论，自由表达看法。我根据学校提供的素材，对西方国家流行的青年人纵欲自流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评论，表达了中国人忠于感情、忠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这篇当场写成的约四千字的文章，被老师评为五减。

1985年秋胡堪老师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学。期间到作者家做客，到市里游玩并与作者合影。

使馆主管领导表扬了我的进步，同时也转达了使馆领导对我的批评，说我作为学生负责人，与外国人讲话，不注意影响，甚至教他们一些低级下流东西。使馆还怀疑学校以作文的形式，摸我们思想的底，他要我们提高警惕，加强请示汇报，在未经批准情况下，不要对外随便发表看法。

我听后感到不好接受，就说：“怎么搞好学习，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教瑞典青年说句我爱你，恐怕算不上低级下流。作为学习员，我们有事自然要请示使馆，但也不可能每次说话都先请示。因为，我们事前不知道老师和学生会提什么问题，让我们怎么事前请示？如果像其他馆员一样，不事先请示，就不能说话，那我们还怎么学习？”这些责难被我拒绝后，使馆没有再提出类似意见。使馆领导给与我们的宽容和谅解，对我们的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1987年作者第三次去使馆工作时，作者带夫人去拜会老校长莫勒先生。

每个瑞典孩子自出生就有生活补贴，教育和医疗完全免费，中午学校还有免费午餐。家住得远或者有残疾的儿童甚至有车免费接送。瑞典对儿童照顾得这样周到是我们这些“文革中人”难以想象的。

在学校里上学，有时也会出现政治问题。有一次，我们发现瑞典历史教材书中把西藏当作国家。我请示使馆后在课堂上向教师指出了这个错误。我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个事实为包括瑞典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因此教科书上把西藏当作国家是错误的，请老师报告有关部门，纠正这一错误。当时，我看到老师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禁担心他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很有涵养。他定了下神后淡淡地说：“这件事，我知道了。”

过了两个星期，这件事大家都忘了。没想到，老师又主动说起此事。他还找出了1907年的英俄协定，说尽管英俄当时对西藏怀有野心，但双方在协议中都承认清政府对西藏有宗主权。他说：“高的意见是正确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已经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此事，请同学们也记住这个问题。”瑞典人的这种不唯上、不护短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瑞典教材绝大多数是客观的，有时还有预见性。社会知识教材对当时存在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仅进行了客观介绍，而且指出了它们的互补性。说，当时有些东欧国家引入了市场经济因素，而不少西方国家也开始试验计划调节；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有可能会促使东西方关系逐步走向缓和。在当时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剑拔弩张情况下，瑞典中学教材竟然能做出这个大胆而准确的预测，真了不起！我的老师比尔克就是教材的编辑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比尔克老师对国际问题很有研究，工作后我们还时常来往。

后来，我们转到一个成人中学，这里的教育也完全免费，国家对学生们还提供一定生活资助。这些青年人工作过几年后，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就来这里补习初中和高中课程，以便日后到大学进行深造。瑞典不仅重视在校青年的教育，对这些社会青年也随时敞开高等教育的大门，而且通过法律保证在职人员停职进修的权利。瑞典人永远都有学习、进修的机会，真让人羡慕。

1973年6月作者去参观陆斯曼同学主管的夏令营活动。他毕业后去新闻学院学习，当过体育记者和工会干部，退休后还经常与作者来往。

除了积极与这些同学们建立联系，努力磨练并提高自己之外，我还经常去斯德哥尔摩大学听讲座。马悦然教授讲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对我也很有启发。经过近三年的苦学勤练，我终于掌握了瑞典语的基本功能，跨进了瑞典文化的大门，从而为我的外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6月，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作者乘火车经苏联和蒙古回到了北京。

1974年6月，我结束了使馆学习员的生活，乘坐轮船和火车，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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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高锋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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